如果从隐喻的角度看饺子和醋，姜文则是直接给出了回答：“我不觉得我电影里有隐喻，我说的饺子就是饺子。”

对于观众来说，在“看山不是山”的阶段，人们会解读电影的隐喻，甚至把山看成“屋顶、大海、海浪”。对此姜文认为，“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那是好事，激起的浪越多越有意思。”

在喧嚣的互联网时代，姜文或许已经习惯这类解读的声音。在此前参加《十三邀》时，他曾经提到人生就是建立在误读之上的，他也不会去关注观众对电影的解读，因为“得关注下一个活儿了”。他认为许多人对《让子弹飞》的解读是过分解读，这些都和自己没关系，“任何一个作品面临欣赏者的时候，都是他们（指观众）在表达自己。”

姜文习惯用一种看似插科打诨，或者指东打西的方式来回应问题。比如在2017年，当被询问中国电影市场什么时候能出现一部类似星球大战这样的科幻题材电影时，他的回答是“什么时候中国的航母比美国多一倍，什么都好聊”。这次，姜文同样将这一讨论引到了最近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上，“饺子这个名字挺好的，作为一个导演名也挺好的。”

他认为饺子导演做了一件挺了不起的事，“但是我认为这是开始，这不是最高点。这里藏了那么多饺子呢，还没有煮呢，都包好了。另外饺子哪有上一个的，怎么也得上一盘吧，怎么也得一盘一盘往上端饺子，所以将来有的是，一定是起点”。

饺子到底是不是饺子，这是一个问题。

“你要说什么很重要”

比起隐喻，姜文认为他的电影最终是关于表达。虽然否定了隐喻，但姜文并没有否定电影中的自我表达，就像他曾说过的，“你不表达自我，你表达谁呢？”。

被问及给想拍电影的年轻人的建议时，姜文认为电影技术本身是一个工具，或者一个话筒，“但是你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你没有你自己的态度，自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

幽默就是姜文表达自我的形式之一，周黎明评价他的电影为“高级的幽默”。《让子弹飞》中的“什么TMD叫惊喜”和有着成人面孔的八岁孩子流传至今。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评价《邪不压正》时甚至认为这部电影的搞笑有点过火，“姜文、廖凡加上美国演员安地，都字正腔圆地搞笑，该露和不该露的屁股，一律露上，各种势力全部沾染一点，但好势力坏势力都显得动漫，美国人死得不惨，日本人死得滑稽，中国人也死得表情包”。

《让子弹飞》剧照 图源：豆瓣

姜文谈到，自己的老师曾经反复强调“没有幽默什么都没有，没有幽默连戏剧都没有”，而人的生命形态本身，就是一件幽默的事，“人类这种动物比较有意思，人其实生活在很尴尬的状态里。你反正得死，但是你还玩命在活，你活的再好都得死，就是挺尴尬的，这是每个人面临的人生，这本身有点可笑，或者荒诞都可以。人说半天好多事自己说不明白，都这么长时间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作品、任何一个人能说明白什么叫死，也说不清楚什么叫生，就这么一代一代循环着，生一个死一个，中间经历很多生老病死。”

总有人在死去，但人们不会因为这个就觉得不要活了，所以姜文认为，“人的生命形态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挺可笑的，不用专门制造喜剧了”。

最近两年AIGC的发展激发了电影人对于技术的持续讨论，姜文并不拒绝技术的发展，他觉得有什么新技术都要用，并不是传统的胶片就更好，但自己着迷的依旧是表达的内容，“ 因为你作为导演也好，编剧也好，演员也好，你往那儿一站要说什么？”

姜文认为内容很重要，技术则跟椅子一样，坐这里坐那里，甚至不坐椅子，都可以。技术在进步，就像社会在发展，文盲越来越少，但成为作家并没有变得简单。他偶尔在飞机上随便看一部电影，会发现电影的技术水平达到了90年代无法企及的高度，但剧本太差了，依旧不是好电影：“电影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表达的内容”。

活动最后的观众提问环节，当被问到如果把中国电影市场当成《让子弹飞》中的鹅厂，自己是张牧之、黄四郎还是在地上被赶的50只鹅，姜文再次拒绝了任何解读和意义：“我就是我，我谁都不是，我愿意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面看好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