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如何对待失德艺术家的专著《划清界限》中，哲学家埃里克·豪陶洛·马瑟斯区分了两种“取消”的情境——有的被取消者是明确犯下了暴力罪行，而另一些被取消者可能只是发表了一些争议性言论。后者是否该被取消、谁有权力对后者进行“取消”、对后者进行“取消”的合理限度在哪里，都是迄今没有确切答案但值得持续讨论的议题。

本文试图说明《道格拉斯》一剧并未直面上述问题，而是通过复仇爽剧叙事的逻辑悬置了对取消文化复杂性的讨论。麦德琳的复仇并未完全成功——当“取消”过于顺利地达成，惩罚裁定失去了充裕的协商空间，系统性的变革很难真正实现。

何罪之有？：“取消文化”及其争议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剧名中的“取消”一词来自“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一种社群抵制行为，即用举报某人的言行不符合自己认同的政治正确，发动舆论讨伐并力求将其封杀的活动。大众媒体时代以来“取消”事件层出不穷，从J.K.罗琳的“恐跨言论”使《哈利波特》遭到全面抵制，到杨笠因性别笑话遭受追击批评，“取消”成为了败坏一个人的公众声名、限制人的公共表达的强力手段。

在本剧中，首先让道格拉斯面临“取消”风险的是一则有关性别歧视的笑话。社交平台上有账号爆料，道格拉斯在侄女的婚礼上讲了一则有性别歧视色彩的笑话来活跃气氛。剧中没有涉及笑话的具体内容，但因这个难经证实的事实本身，就调动了道格拉斯背后的许多力量进行危机预演。

道格拉斯面对这一推文带来的连锁反应愤怒不解，要求他人解释“我究竟何罪之有”。这一情节设置会让我们回想起此前同样讨论度颇高的舞台影像作品《初步举证》。在这两部作品中，女性都作为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孤身进行“斗争”。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中的施暴者明确犯下性侵罪行，面临法律系统的审问；而《道格拉斯》中，性别歧视玩笑很难从法律层面定性。

西方文化界有关“取消文化”的争论也触及了相似的困惑。2020年7月7日《哈泼斯杂志》(Harper’s)发布了一封由众多不同政治派别文化人士的联名信。这封信写到，“不容忍反对意见，公开羞辱和排斥成风，倾向于将复杂的政策问题消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道德确定性中【……】教授因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而受到调查；研究人员因传播同行评审的学术研究成果而被解雇；一些机构的负责人有时仅仅因为一些笨拙的错误就被罢免”。在此，这些联名信的参与者表达了自身的担忧：有时候一个稍显轻率的玩笑或并非决定性的失误就可能导致一个人职业生命的终结。